第377節 《禮記》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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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經學分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曆經秦火戰亂,漢初的儒家經典大都沒有了先秦舊本。今文經指的是漢初儒生口傳,並用當時流行的隸書記錄下來的經籍。古文經指漢代前期從民間征集或者孔子故宅牆壁間發現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寫成的經籍。
兩者在對待孔子的態度上有不同。今文經學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所作,把孔子視為托古改製的先驅;注重闡發經文的微言大義,主張把儒學和現實結合起來;其中以董仲舒、何休為代表,最看重《春秋公羊傳》。而古文經學崇奉周公,把孔子視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師;偏重解釋古文字義的訓詁學,和現實政治問題聯係較弱;其中以劉歆、賈逵為代表,最看重《周禮》。
兩者在學習經典的順序上有不同,而之所以今古文經學在學習經典的順序上有不同,隻因為兩派對於孔子的定位不同。今文經學把孔子視為教育家、思想家,所以將五經的順序定為《詩》《書》《禮》《易》《春秋》,由淺入深;古文經學把孔子視為史學家,將五經的順序定位《易》《書》《詩》《禮》《春秋》,按時間順序排列。現代的學者認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是可以做到很好融合的,在當時爭吵得那麼激烈,實際上就是功名利祿之爭。
漢武帝時期,所立的五經博士都是今文經學,今文經學長期壟斷漢代的官學。後來,今文經學逐漸陷入了僵化和繁瑣,到了西漢後期日漸衰落。同時,古文經學卻不斷發展壯大,王莽當政時一度把古文經學立於學官,東漢後期逐漸形成壓倒今文經學之勢。漢代末期,古文經學家馬融、鄭玄兼采今、古文中的學說,今文、古文之爭才逐漸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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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長期的流傳刪益,到了東漢中期,大多數記的選輯本先後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85篇本和49篇本。前者篇數多,於是起名為《大戴禮記》;後者篇數少,於是起名為《小戴禮記》。其實這兩個記的選輯本,都不是戴德和戴聖各自的選輯本原貌。
東漢經學家鄭玄給東漢中期定型的收有49篇的“記”的選輯本,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禮記》,做了出色的注解。這樣一來,使它擺脫了從屬《儀禮》的地位而獨立成書,逐漸得到世人的尊重信奉和傳習,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不少有關《禮記》的著作。
到了唐朝,國家設置科舉,把近20萬字的《左傳》和10萬字的《禮記》都列為大經,5萬字的《儀禮》和《周禮》、《詩經》等列為中經。因為《禮記》的文字比較流暢,難度較小,而且被列為大經,所以即使它比《儀禮》的字數多近一倍,還是攻習《禮記》的人多。到了明清,《禮記》的地位進一步被提高,漢朝的五經裡有《儀禮》沒有《禮記》,明朝的五經裡有《禮記》沒有《儀禮》。《禮記》從一個附庸變成了大國,而《儀禮》這個往昔大國卻日漸衰落了。
從西漢到明清這一漫長的曆史時期,《禮記》越來越受到重視,《儀禮》越來越被漠視,這其中是有原因的。因為《儀禮》記錄的是一大堆禮節單子,枯燥乏味,難讀難懂,又離現實生活較遠,社會的發展使它日漸憔悴而喪失了吸引力。而《禮記》呢?它不僅記載了許多生活中實用性較大的儀節,而且詳儘地論述了各種典禮的意義和製禮的精神,相當透徹地宣揚了儒家的禮治主義。
曆史和現實的經驗使得封建統治階級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在強化國家機器的同時,利用以禮治主義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廣大知識階層,規範世人的思想和行動,是維護統治秩序從而獲得長治久安不容忽視的重大方針。這也是《禮記》受到曆代王朝的青睞,以至於被推上經典地位的根本原因。
幾千年來,對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影響最大的書是儒家的書。從所起作用的大小來估計,《禮記》僅次於《論語》,和《孟子》比肩,而且要遠遠超過《荀子》。西漢以後,《禮記》從一部儒學短篇雜編,上升為泱泱大國的一部重要經典,這樣的史實本身,就值得世人注意。
《禮記》這部儒學雜編,內容很龐雜,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麵:
有專門記錄某項儀節的,題材和《儀禮》相近,如《奔喪》《投壺》。
有專門說明《儀禮》的,如《冠義》、《昏義》、《鄉飲灑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製》。它們是分彆解釋《儀禮》中《士冠禮》、《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儀》、《燕禮》、《喪服》各篇的,和《儀禮》的關係最為密切。
有雜記喪服喪事的,如《檀弓》、《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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