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李善長，劉伯溫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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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明寶鈔發行之前，胡惟庸示意站於己方之勳貴多置些土地，掌控生產資料。如此，縱使大明寶鈔貶值，對掌控生產資料者而言，影響亦不大，依舊可照常盈利。

陸仲亨於雁門關扶持諸多商人，又憑自身權勢，於各地皆置有一些土地。

朱元璋遣唐勝宗往湖廣之地，督理糧食基地護衛事宜，此差可稱肥缺。

唐勝宗一至湖廣，當地士紳豪族便為其設下接風宴，奢華至極。

這些士紳豪族言談間暗表，其乃胡惟庸之人。唐勝宗聞此，心下更安，隻道皆是自己人。

然其初至湖廣，於糧食基地情形尚未儘知，是以對士紳豪族之些許要求，未敢貿然應承。

雖說唐勝宗與胡惟庸同屬一黨，然亦不可盲目信之。今胡惟庸雖任職中書省右丞，卻遠未達一手遮天之境。

是以，於湖廣行事仍需謹慎。尤其是糧食基地，朱元璋與太子關注甚切。

那些劉三吾門生之家族，已然於糧食基地占有一席之地，其餘士紳豪族欲涉足其中，殊為不易。

劉三吾入朝出仕，並未選邊站隊，隻於東宮任職，其保持中立之意甚明。

如此，一旦觸動這些家族，便形同與朱標作對。唐勝宗還未狂妄到招惹太子之地步，若他膽敢為之，隻怕次日便身首異處。

湖廣之地士紳豪族亦明此理，曉得糧食基地之事急不得，亦不敢催迫唐勝宗。

高麗國中，恭湣王聞遼東軍輕取一支倭寇，然高麗為倭寇所侵久矣，已成痼疾。

恭湣王欲向遼東求教應對之策，遂遣使臣往遼東求見遼侯常孤雛。

常孤雛對此唯以推脫，日遣人款待高麗使臣，一麵將此事報於應天。

常孤雛巴不得高麗愈發混亂，欲其傳授剿倭之法？無異於癡人說夢。

高麗使臣於遼東玩得甚是歡暢，竟有些樂不思蜀。

高麗使臣酒後欲往風月場所，然府衙官員告之，遼東無青樓也。

高麗使臣道：“豈會如此？汝等竟無此般需求？”

遼東官員答曰：“欲尋樂，尋自家娘子便是。”

高麗使臣麵露苦色：“哎，竟這般……”

應天府皇宮內，朱元璋於朝會之上，令諸臣商議是否將遼東治理倭寇之法傳與高麗。

胡惟庸素常有高麗商人獻金，故而於朝堂之上，力為高麗陳言。

胡惟庸奏道：“陛下，高麗久為倭寇所擾，苦不堪言。我朝向來以仁義為本，遼東治理倭寇之法若傳與高麗，一則顯我朝之寬厚仁德，二則高麗感陛下之恩，必傾心歸附，於兩國邦交大有益處。且高麗若能平定倭患，邊境安寧，亦有利於我朝邊疆穩固，望陛下準許。”

楊憲出列，拱手而言：“陛下，高麗國情複雜，其與倭寇糾葛已久，難辨虛實。今貿然傳與遼東治倭之法，若高麗彆有他圖，以之壯大自身，或與倭寇勾結，反生變數。此非為我朝邊疆之福，實乃隱患。還望陛下明察，不可輕信高麗，勿傳此方法。”

胡惟庸麵色一沉，即刻反駁楊憲：“楊大人此言差矣！高麗屢遭倭患，自顧不暇，何來勾結一說？我朝以仁義治天下，傳法高麗，乃恩澤之舉，其感恩尚不及，豈會恩將仇報？此舉定能彰顯我朝天威，收攬人心。”

楊憲毫不退讓，冷笑一聲道：“胡大人，人心叵測，高麗心思難料。古往今來，因輕信他國而釀大禍者，數不勝數。我朝根基未穩，邊疆安危為重，切不可因一時之善念，而置江山社稷於不顧。”

胡惟庸氣得胡須抖動，厲聲道：“楊大人莫要危言聳聽！若因你無端猜忌，而錯失高麗誠心歸附之機，你擔得起這罪責嗎？”

楊憲直視胡惟庸，義正言辭道：“胡大人，我所言皆為江山考量。你力主傳法，究竟是為高麗，還是為一己私利，怕隻有你自己清楚！”

群臣作壁上觀，楊憲與胡惟庸此番朝堂爭執，於眾人而言，幾成尋常景象。

朱元璋眉頭微皺，輕咳一聲，沉聲道：“夠了！朝堂之上，爭論應有度。此事關乎重大，需從長計議，不可如此意氣相爭。”

李善長緩步出列，躬身拱手道：“陛下，儒家倡‘仁以待人，義以行事’。

高麗遭倭患久矣，若我朝援以治倭之法，此乃仁舉。

以仁德懷之，高麗必感恩戴德，於我朝威望有增無減，亦合儒家教化萬方之道。望陛下斟酌。”

劉伯溫亦出班，拱手向朱元璋道：“陛下，李相所言儒家‘仁以待人’固然有理，然儒家行事亦重‘經權’之道。

經者，常也；權者，變也。

今高麗局勢未明，貿然傳以治倭之法，此乃不察權變。

若僅執‘仁’之一端，而不顧其可能生變，恐非真正踐行儒家理念。

我朝當以穩國為本，不可因理念之表而輕涉險地。”

李善長麵色一正，再度拱手：“伯溫兄，《論語》雲‘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我朝為天朝上國，對藩屬高麗施以援手，正是彰顯親仁之舉，如此方能使四方藩國皆慕我朝仁德，傾心歸附，此乃長治久安之道，怎能謂之不察權變？”

劉伯溫微微搖頭：“李公，儒家雖重親仁，然亦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訓。

高麗局勢動蕩，倭寇肆虐背後或有複雜緣由。

若不審時度勢，貿然傳法，萬一局勢失控，反累我朝，此絕非君子所為。

所謂權變，便在洞察時勢，趨利避害，絕非盲目施仁。”

李善長捋須反駁：“伯溫兄過於謹慎了。《孟子》亦雲‘得道者多助’，我朝秉持正義，以仁德援高麗，便是得道之舉，何懼之有？此為長遠大計，可收人心於無形，穩固邦交，使我朝聲威遠播。”

劉伯溫直言道：“李公，話雖如此，但當務之急，我朝需保自身無虞。

若僅憑‘得道多助’之論，不考量現實利弊，一旦高麗局勢生變，我朝恐陷兩難之地。

儒家之學，並非紙上空談，而應因時因地製宜，切不可不察而輕舉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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