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用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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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慈禧緩緩說道，“這一次，西藏那邊兒，還是有誠意的，那個攝政德柱，不是說什麼，嗯，一力讚成朝廷推行‘通用語’，達賴喇嘛是次入京覲見，正好‘延請名師，教授漢文，精益學問’嗎？”

關卓凡心想，我整整一個師的兵力，就在一旁虎視眈眈，“西藏那邊兒”，自然“是有誠意的”。

嘴裡說道：“是！臣等必悉心籌備，務求周全，不令遠人失意。不過，學漢文，長學問，幾個月的光景，嗯，是遠遠不夠的。十二世達賴喇嘛年紀尚幼，如果能在北京待上數年，名師朝夕教導，必學業精進，卓然大成，至臻至善！”

頓了一頓，說道：“另外，皇上的年紀也不算大，君臣彼此過從，日子久了，感情也自然深厚。這個，皇上親政之後，恩綸廣布，西藏必大蒙其利。”

這一段話，用心極深，但即便憨厚如慈安者，關卓凡真實用意，也能默喻。兩宮皇太後心頭微震，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緩緩點頭。

“好，”慈禧說，“你用心去辦吧！”

“是！臣謹遵懿旨！”

“唉，”慈安說道，“這位小達賴喇嘛，不過六歲多點兒的小人兒，就要走那麼遠的路——得好幾千裡吧？怪可憐見兒的！我聽說，西藏的氣候，古怪的很，和咱們這兒，大不一樣，這一路上，可不敢水土不服，生什麼大病啊！”

這是非常實在的顧慮。彼時西藏至北京，路途遙遠，氣候變遷，即便身體健康的成年人，都不敢保證萬全，何況一個六歲的孩子？

“母後皇太後厪慮極是！”關卓凡說，“五世達賴喇嘛入京覲見，走的是先出青海、再進蒙古的路，走走停停，三月份動身，年底才到達北京，前前後後，足足花了十個月，對於一個六歲幼童來說，確實是太折騰了。”

頓了一頓，說道：“臣以為，十二世達賴喇嘛入覲，應該先出四川，後走長江水道，順流而下，直到上海，再轉乘海船，北上天津，由津入京覲見。這樣，就算走得再慢，通扯計起來，三兩個月的時間，也儘夠了；且不必罹風沙之苦，舒服得多。”

“嗯，這條路線，確實更周到些。”

“還有，”關卓凡說，“藏人不耐暑熱。不過，十二世達賴喇嘛入京覲見，必諸多籌備，總還要個把月方能成行，等到動身的時候，已近入秋；到達四川的時候，已是深秋，彼時內地的氣候，亦很涼爽了；到達北京，已是孟冬，對藏人來說，也是很適宜的氣候。”

“有道理。”

“臣命輪船招商局，”關卓凡說，“派最大、最好的江輪、海輪，悉心布置，為十二世達賴喇嘛座船；同時，也派最好的醫生——包括洋醫生，隨船伺候。十二世達賴喇嘛年紀雖幼，但聽說體氣素壯，嗯，這一路，斷不至生出什麼大恙的，請兩位皇太後且舒厪慮。”

兩宮皇太後齊齊頷首：“好，十分妥當。”

如此安排，慈安真以為“十分妥當”了，關卓凡計劃中的另一層深意，目下她還不能領悟，但慈禧卻是心知肚明的：

十二世達賴喇嘛入覲，不叫他走青海、蒙古的路線，是為了削弱達賴喇嘛在青海、蒙古地區的影響力。這個情形，和國初的時候，剛剛好倒轉了過來：那個時候，朝廷為撫綏青海、蒙古，必要大力借重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入覲，若不走青海、蒙古，朝廷恐怕還不答應呢。

當然，減少路途時長，也是重要的考量。畢竟，六歲的孩子，體氣再壯，和成年人相比，也是嬌弱的。花在路上的時間愈少，出現的意外狀況就愈少。

隻是，就連關卓凡也沒有想到，在十二世達賴喇嘛的健康問題上，德柱活佛的想法，和北京的君臣並不一樣——此次入覲，不要說十二世達賴喇嘛的“健康”了，就連其“生死”，亦不是德柱活佛真正在意的。

雖然，他是十二世達賴喇嘛的經師，就師徒之間的私人感情來說，還是非常深厚的。

可是，德柱活佛眼中，十二世達賴喇嘛，不是他德柱一個人的徒弟，甚至，不能算“一個人”。他是全西藏的達賴喇嘛，既然接受全西藏的供奉，就有為全西藏奉獻的義務。就算有什麼不忍言之事，那也是“割肉飼鷹”，是他的本分——西藏這邊兒，再“轉世”一個達賴喇嘛就是了，有什麼大不了的？

關鍵是，十二世達賴喇嘛的“犧牲”，能不能為西藏換取最大化的利益？

這些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十二世達賴喇嘛既然入覲，”慈禧說，“軒軍……是不是暫時就不必入藏了？”

“是。”關卓凡微微一笑，“不過，也不必著急撤回來。”

“嗯，”慈禧點了點頭，“我曉得，要‘改土歸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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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歸流”，即廢土司，設流官。

自漢武帝開拓西南夷始，近兩千年來，中原王朝鍥而不舍經略西南，但直至清雍正之前，中央政府對西南的大片國土，隻有宗主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權，或者說，隻有很不完整的行政權。

中央政府對上述地區的統治，是通過“土官治土民”的土司製實現的。土司皆為世襲，一個土司就是一個土皇帝，在其治下，橫征暴斂，生殺予奪，朝廷基本不能乾涉。土司向朝廷繳納的賦稅，也隻是象征性的。

土司製起於唐之羈縻州，成於元，到了明朝，其弊端已曝露無疑。

土司治下，猶如獨立王國，時日愈長，土司的驕狂之氣愈長，愈輕視朝廷的權威。對內，土司愈加暴虐，對外，則愈加張狂，動輒彼此攻伐，大打出手，不但不聽朝廷節製，有那野心膨脹的，連朝廷都照打不誤。

永樂朝的思南田琛、思州田宗鼎的兩田之亂，萬曆朝的播州楊應龍之亂，天啟朝的奢安之亂，這幾場土司叛亂，規模都相當不小，尤其是楊應龍之亂、奢安之亂，雖然局促西南一隅，但都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平叛耗費的巨大人力物力，對明朝的衰亡，起到了或直接、或間接的作用。

清世宗登基，痛定思痛，決意徹底鏟除土司製這個毒瘤。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