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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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逝者言說人是一本續集，但是它的誕生並非如此——你也不必把它當作續集來讀。我一直希望它能獨立存在，希望無論你是否讀過安德的遊戲都能看懂它。實際上，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正傳，如果不是我在1983年想寫逝者言說人的話，根本就不會有長篇小說版的安德的遊戲。

逝者言說人是如何誕生的？正如我所有的故事一樣，這一個也發端於不止一個點子。“逝者言說人”的概念萌發於我所經曆的死亡和葬禮。我曾在彆處對此寫過很多；簡單地說，我對我們的葬禮方式越來越不滿，我們在其中篡改死者的生平，把與他們本身的，真實的生活，如此大相徑庭的故事加在他們頭上，從效果上說，等於我們把他們又殺死了一遍。不，這麼說太過了。請允許我就這麼說吧，我們抹煞他們，我們編輯他們，我們把他們變成了一個個比實際生活中要好相與得多的人。

我拒絕這種觀念。我認為一種更合宜的葬禮應該是，誠實地講述，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這個人做過些什麼。但是對我來說，“誠實”並非是意味著不僅僅說出好事而且也說出所有讓人不快的事情。甚至也不包括平衡講述這兩方麵的事情。不，為了理解一個人究竟是什麼人，他或者她的生活真實的意義，逝者言說人應該得解讀他們自己的故事——他們想要做什麼，他們實際上做了什麼，他們因何遺憾，他們為何歡欣。這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故事，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的故事——但是，在死亡的時刻，這是唯一真正值得講述的故事。

我曾收到過幾封信，順便，來自於些不時受命在葬禮上發言的人們，這些人讀過了逝者言說人之後，作出了把葬禮儀式變成一次言說的嘗試。我得趕快補充一句，他們這麼乾或者得到了家人的允許，或者是應逝者的請托（受托，顯然了，是在其死前！）。其中一些人甚至把他們的言說的文本寄給了我，我得跟你們說，他們講的那些故事令人震驚，又富於力量。我希望有人會在我的葬禮上進行一次言說。我想這個點子裡麵真的包含著真理和力量。

但那不是逝者言說人的唯一來源。我也是個長時間沉迷於人類學科幻小說的人——在那些小說的故事當中，一個科學家研究一個異星文化，揭示他們怪異行為的原因。我讀過的第一本此類小說是詹姆斯·布利什的事關良心。那之後沒幾年，我讀了邁克爾·比紹普的故事“阿撒蒂上的死亡和設計（注：deathanddesignationaongtheasadi，似乎無中文譯本。這在下沒看過，不知道這個翻譯是否合適）”。二者對我都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在我的思想深處，我有一種往這一類型小說裡添上我自己的東西的強烈願望。

所以當我想到一個點子——一個異族為了繁衍，必須在部族間可怕的戰爭中互相殺戮——的時候，我決定故事應該從一個研究他們的科學家的視點來敘述就是唯一自然的發展了。漸漸地，花了好幾年，我才發展出豬族和他們奇特的生命周期的概念，而部族間戰爭的重要性減弱得——如此厲害，以至於我壓根不必在逝者言說人裡麵專門提到它。但正是在試圖構想出一個這些小小的豬形外星人為了種族繁衍要互相殺戮的進化上的原因的過程中，我創造了你在當中看到的匹克尼諾們。

在我跟我妻子，克莉絲汀尼·阿倫，住在猶他州奧勒姆市的時候，我取得了創作過程中的第一個突破。當時這兩個點子還基本上是分開的，並且逝者言說人的點子還處於一個相當原始的形態。事實上，我曾經決定這種葬禮上的”悼詞”應該用唱的——那樣就該是“死亡歌詠者”了（最後沒這麼寫真是太遺憾了……我看這的時候腦子裡不斷響起的是那首killftlyithhisng……尤其是第十五章中段）。我估計我這麼想是因為我曾在幾次葬禮上唱歌，發現即使我並不認識逝者，那也是個動人的經曆。但當我對克莉絲汀提到這個死亡歌詠者的點子的時候，她的臉抽搐起來。“你已經寫了‘無伴奏協奏曲’和歌王了。”她提醒我。”二者都是有關音樂的。要是你再寫一本音樂故事，人們會認為你隻能寫這種。”

我意識到她甚至比她所知的還要正確。碰巧“無伴奏協奏曲’和歌王原作的短篇故事，“米卡爾的歌鳥”，也正是我的兩個得到獲獎提名的故事。事實上一本名為“歌屋”的實際上是歌王的開篇幾章的小說，也已經獲得雨果獎提名。我唯一得到獲獎提名而跟音樂無關的故事是短篇小說版的安德的遊戲！所以克莉絲汀不經意間捕捉到了我無意識地重複我自己過去的成功經曆的事實。我知道她是對的——音樂主題可能是給我贏得了一些有益的注意，但該是時候扔開那個拐杖，乾點彆的了。

既然不是歌者，那我的故事裡該是個死亡言說人了？那感覺不錯。但下麵愚蠢的部分來了。也許我還是在無意識地想要依靠我最成功的前作，但我馬上問自己，如果那個死亡言說人就是安德·維金會怎麼樣？我所在作的對我來說很明顯——如果我不能寫音樂內容，我還可以把那個拯救世界的小家夥拿回來再寫一遍！這個念頭真的很吸引我。雖然我還不能確定，但它的確很吸引我。

畢竟，在摧毀蟲族之後，安德總得做點什麼。如果安德·維金作為一個死亡言說人來到一個異星世界，偶然地被豬族為什麼彼此殺戮的謎團吸引住？這當中有種美妙的對稱——那個男人，他作為一個孩子，摧毀了一個異星種族，現在有機會拯救另外一個。

這個想法在我腦海中徘徊了好幾個月，與此同時，故事產生了。更準確地說，是安德的形象產生了。我以前從未多想過他在安德的遊戲結尾贏得了他的戰爭之後會做什麼，除了他的生活再也不會那麼有趣，以及他會花一段痛苦的日子來適應正常的人類生活。我的一個作家朋友，吉米·塔克，有一次提議寫個安德的遊戲的續集，在其中把安德帶回到地球上，但是儘管他構想的這個故事的確有些吸引力，我打我心裡知道，安德絕對無法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他出生的人類世界生活下去。不過，讓他成為一個逝者言說人，在國家之間，在世界之間流浪，研究死者，為他們演說——這，我認為是一個讓他和曾過度利用孩提時的他的人類和解的很棒的方式。

漸漸地點子湊到了一起。當我的助手，芭芭拉·波娃說她想要把一賣給湯姆·多赫提的新出版社，托，的時候，我意識到我下麵想寫的書是死亡言說人。於是我寫了一個大綱和開頭幾章，簽署了契約，完成了交易。那段時間我住在印第安納，在聖母院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為另一位出版商完成了哈特的希望，沃辛編年史和聖徒。直到大學關閉打斷了我的學業（永久性的，我恐怕——現在沒博士學位給我了！），讓我到了北卡羅萊納州的格林斯博羅，讓我自從1978年來首次停在一個地方做正經工作，我才有機會回到死亡言說人的寫作上。

然後我發現——在1983年的春天——這沒法寫。為了讓作為言說人的安德·維金看起來合乎邏輯，我不得不寫一個冗長，令人厭倦的那種開篇，把他從蟲族戰爭的末尾帶到幾千年後言說人的故事的開端！這太荒唐了，我沒法寫。

在計算！，我作為書籍編輯供職的出版社，派我去達拉斯參加美國書商聯盟的大會的時候，我注意到湯姆·多赫提本人在托社圖書的展位上。我向他問好，然後出於衝動問他我能否跟他談談。我心裡並無全盤計劃，聽到他說“當然行”，並約在不久之後的時候我有點害怕。我們的會麵其實就是邊在人群中穿行，我邊向他解釋我在寫作言說人當中遇到的問題。我唯一能想到的解決方案，我說，是寫本長篇小說版的安德的遊戲，這樣我可以把所有關於安德如何成為一個逝者言說人的材料放在那的末尾，好讓言說人從它真正開始的地方起頭。

我一提出這個點子（在那之前一會才剛想出來），它看上去就如此顯而易見，以至於我疑惑為什麼我之前沒有想到要賣一本長篇小說版的安德的遊戲。（後來我才意識到，在我動手寫作言說人之前，安德·維金這個角色還沒有成長到足以支撐一部長篇小說。）不過湯姆還是讚同我說一本長篇小說版的安德的遊戲是個好點子。“我們動手吧，”他說。“跟言說人一樣的條件？”

“當然，”我說，幾乎不能相信這個決定能下得如此輕易——我跟他談了還不過五分鐘呢。

“好的。我一回到紐約，我們就儘快寄一份合同給芭芭拉。”

看哪！事情正如他所說！這是件我之前從沒見過的事情——一個出版商在瞬間作出決定而且言出必行！我至今仍為之驚歎——一個出版商，不僅是個誠實的人，而且還愛書讀書，還迅速作出決定，然後還能賣得掉他出版的書！

我心懷感激地擱下了言說人開始籌劃安德的遊戲。在那年秋天我辭去我在計算！的職位之前，在這個位置上我隻待了九個月（我恐怕，我再也不會踏入公司職場了），我已經迫不及待了。我在那年聖誕節前開始寫安德的遊戲，當中暫停了一段時間到猶他州推廣我的小說聖者，然後回家又花了兩個多星期完成了那。

接著我轉向言說人，然後真正的麻煩開始了。到了這會，當然了，書名從死亡言說人換成了逝者言說人，按我在安德的遊戲結尾闡明的概念。至此，安德這個角色的發展之多，令我起初計劃的言說人的開場幾乎是可笑的。我原本（除了“序章”之外）是從安德到達路西塔尼亞，恰好趕上言說一個叫馬考恩的老混球的死寫起。但那顯得空洞，空虛，就是行不通。於是我回到計劃板上從頭開始。

這我開頭了好幾次，每次寫得多一點，但每次都被梗住了，因為還是不對頭。我不知道“對頭”的是什麼樣，當然了——不過我的確寫下了好幾百頁“錯誤”的。（在掙紮寫作言說人的這當中，我寫完了小說毒蟲（注：yrs。同樣，這譯者也沒有看過……），某種意義上它是對言說人當中，以及，最終，異種滅絕當中的科學觀念的預演——利用一種有部分智力的分子，它能讓自己輕易適應於異星物種，從而接管控製他們。）

最終我認識到我不得不從諾婉華這個人物起頭，在最初的大綱裡她根本就不存在。皮波和利波兩個人物，伴隨著皮波的死亡，也出現了，大致跟你手中現在拿著的這的最初幾章當中的情節一致。但我還沒搞定。這還是不夠。我寫下去了大概200頁，然後這書又死在了我手裡，我不知如何是好。

碰巧我的一個好朋友，格裡格·凱澤，在計算！出版社工作。事實上，我就是那個把他從他高中英語教師的職位上雇出來（我想這事上他已經原諒了我），把他拉到北卡羅萊納的人。當年我遇見格裡格的時候，他是我七十年代在猶他州大學夜校部教的科幻寫作班裡我的學生。他是那種令人沮喪的學生之一，他們走進教室的時候就是個天才，所以老師對他們的任何成就都毫無寸功。他還是我所認識的人類當中最嚴肅的之一，那讓我在他身邊很緊張——實際上，如此緊張，以至於我僅有的幾次徹底地愚蠢地迷路都是當他跟我一起坐在車裡，我本該知道我要去哪裡的情況下！有的老師啊！

（我一度如此確信格裡格的一個故事賣得出去，以至於我和我的學生們打了一個賭——如果在一年內它沒能賣掉，我就沿著猶他州大學猶他校區裡我們在那兒上課的奧森·斯本瑟大廳的走廊裸體跑一圈。那個故事沒有在一年內賣掉——遭瘟的編輯們！——而後，可能是為了對美學的超乎常人的責任感吧，我賴掉了這筆賭債。由於那個故事的確在不久之後賣掉了，格裡格再也沒有要求我履行承諾，但他可還是有這筆賭債懸在我腦袋上呢。（注：參見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故事。））

不管怎麼說，正當我在言說人上被卡住的當間，格裡格和我決定到紐約去參加1985年的星雲獎周末會。安德的遊戲剛剛才出版，我們都沒有任何作品列入候選。我們就是想到紐約去，去參加星雲獎，那為什麼不去呢？我把言說人的稿子帶去給他看——也許是我事先把它給他看——我現在記不得了。不過我的確記得那會我坐在他床頭上，他躺在那兒闡釋他在言說人裡看到的問題。

他很有些好點子。當然了，其中大多數隻是對目前稿子的一些問題做些小修訂。不過，他的一個批評讓我豁然開朗。“我沒法分辨諾婉華的孩子們，”他說，“我記不住誰是誰。”

那時我已經有足夠的經驗，能確切地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他無法分辨諾婉華的孩子們因為他們還不是人物。他們不過備位而已。起初我玩味著簡單地砍掉他們的主意。在我的小說聖者當中，我在我的主人公的一個妹妹身上遇到了麻煩——我老是忘了她的存在，動輒把她忘了，一忘幾百頁。解決方案是，無情地消滅這個人物：我讓她在嬰兒時期夭折。但處決在這裡並不是合適的舉動。因為我希望諾婉華是自願孤獨的，我必須讓她對她的鄰居們而言本來是可以被接受的。在一個路西塔尼亞這樣的天主教殖民地當中這意味著諾婉華需要有一大票孩子。

可我對他們是誰，或者他們在故事裡麵要做什麼毫無概念。等你讀過言說人之後，你會理所當然地疑惑這個故事要是沒有諾婉華的孩子們會是什麼樣，而答案是，它會所剩無幾！但那時我還沒有在故事裡安排他們的位置；但其中有某種東西讓格裡格希望他們變得更重要些——讓他希望能把他們分辨開來。

這意味著丟掉最初的兩章之外我至此所寫的全部章節（並且，實際上，我最後是從頭開始重寫了這本小說），但很快，對我來說，這樣做是值得的這點就越來越明顯，因為這是最終的點子，會推動我完成全書的點子。我之前曾觀察到科幻小說共有的一個缺陷，那就是幾乎所有的主角看起來都是從宙斯的腦袋裡跳出來的成人（注：希臘神話。雅典娜其母為智慧女神，父親為最有力的神宙斯，宙斯因而恐懼她可能就是預言中要推翻其統治的兒女，於是將其母吞噬。但之後他頭疼不止，不得不劈開頭顱，雅典娜就從劈開的縫隙中跳出來，一出生就是大人相貌，渾身披掛甲胄。）——沒人有家人。如果居然提到了父母，那也是告訴你他們死了，或者他們是人性如此惡劣的樣本，讓主角急不可待地要離開家鄉小鎮。

還不光是沒有父母，很少有科幻小說的主角會結婚生子。簡而言之，大多數科幻小說的主角們都完全是永遠的青年（注：參見彼得·潘故事。他和其他一些孩子們居住在永不島上，永遠長不大），孤獨的流浪者，在宇宙中遊蕩，逃避責任。這並不令人意外。浪漫故事不變的主角必然是個正在經曆人類生命的青春期的人。兒童期——我在我小說中最經常涉及的年紀——是個完全依賴於他人來創造我們的自我認知和世界觀的時候。小孩子們樂於接受其他人告訴他們的哪怕是最荒誕的故事，因為他們既乏條件也無勇氣質疑。他們成群結夥，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獨立，無論是體力上還是智力上。

不過，漸漸地，這種依賴性消失了——然後，當孩子們初次窺見一個和他們以為自己所在的世界不同的世界，他們就會打碎成年人加諸他們的最後的桎梏，就像一隻雛鳥從最後幾片蛋殼中掙脫。浪漫故事的主角是無拘無束的。他不屬於任何社群；他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做好事（以他的觀點判斷的好事），但隨後就離開。這是青春的生命，充滿了熱情，激動，魔力，和無限的可能；但是缺少責任感，很少會想著必須留下來承擔錯誤的後果。在青春的——浪漫的——生命裡，所有事情都以雙倍的速度和雙倍的分量在進行。

隻有孤獨變得不可承受的時候青年人才會讓自己紮根停留，或者想要紮根停留。那也許是也許不是在他們童年時所在的社群，他們進入成年以後也許會也許不會回複他們在童年時的自我認知和人際關係。而且，事實上，很多人在成年後失敗了，於是不斷地回頭追尋青春的自由和熱情。但正是那些成功者們創造了文明。

大多數科幻小說都是關於青年主角的，是的——但這隻是因為大多數小說都是給青年人看的。這並不是在說關於青年人的小說就必然是青春小說，無論是從麵向青年讀者的角度還是從小說的不成熟或者不完善的角度而言。但大多數故事敘述者創作他們的傳說時仍然圍繞著四處遊蕩的主角們——或者是為了故事變得四處遊蕩的主角們。除了青年人，還有誰能自由自在地進行我們到故事敘述者那裡要滿足我們的饑渴的時候大多數人在尋求著的冒險呢？

但對我而言，至少，最重要的故事是那些個告訴我們要怎麼做個文明人的：那些關於孩子們和成年人們，關於責任和歸屬的故事。多年來，自己也還不是個成人，我一直專注於孩子的視角，但到寫逝者言說人的時候我的年紀已經夠大了，並且也許（終於）夠文明了，能從一個成年人的觀點——不必是父母的視角，但得是一個對家庭有責任感的成年人——來創造一個小小的家族社群。這個成年人應該是安德，我知道；而那些孩子們應該被寫成一個整體和每個成員都飽受苦難的家庭。如此一來，我開始將逝者言說人當作一個完美的機會，來展示些在這一類關於奇觀壯景的故事當中很少看到的東西：我可以展示一個變化中的家庭的奇跡。

在此決定下，自然，焦點改變了。小說不再單單是關於異族小家夥們的神秘故事。現在它至少同樣多地是關於諾婉華的家庭的救贖，他們這受傷的社群的治愈。它更是關於社群本身的概念的——神跡鎮的社群，小家夥們部族的社群。

這並不好寫。大多數小說都僅僅展現兩個，或者至多三個，人物之間的關係。這是因為每當有新的重要人物加入故事當中，創造每個人物的難度都會增加。人物，正如大多數作家的理解，實際上是通過他們和其他人的關係來塑造的。如果隻有兩個關鍵人物，那就隻有一個關係要探討。不過，如果有三個人物，那就有四個關係：a和b之間，b和c之間，c和a之間，還有最後，三人全體一起的關係。

而且這都還沒開始涉及複雜性——因為在真實生活裡，至少是大多數的人們，在他們和不同的人相處的時候，是至少會有些許的改變的。這些改變有可能相當重大——我清楚記得我在猶他州的夏日陽光劇院做演員的那個夏天。我那時19歲，極力要說服自己和他人我是個男人，所以跟其他演員在一塊的時候我變得至少跟他們當中大多數未成年人一樣粗俗——不，是汙言穢語，思想下流。我努力把我的粗話說得流暢伶俐些，並從其他人那裡博得了屬於我的一份笑聲。但整個這一段時間內，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在深夜以瘋狂的速度下山，為了回到一個某些字眼絕不可以說出來的家裡。我沒有說出他們。在我的家人麵前我一次也沒有說出或者漏出我在夏日劇院其他演員們麵前那種說話方式。這也無需啥赫拉克勒斯式的辛勞（參見後文注解）。我並沒有想要改變我的舉止，那自然而然就發生了。當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時候我不是同一個人。

我在我的朋友們，其他的家庭成員身上一次又一次看到這種現象。我們的舉止，，我們的習氣，我們講話的態度完全改變了，當我們從一個場合移動到另外一個的時候。你認識的人拿起電話的時候聽聽他說話。我們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腔調；我們的態度，我們的情緒都視乎我們與之相伴的是誰而改變。

所以一個故事敘述者必須得創造三個人物的時候，每個不同的關係需要其中的每個人物都有所改變，儘管是輕微的，視乎這個關係如何塑造他或者她此刻的認知。因此，在一個三個人物的故事當中，希望這三個人物的真實性能夠讓我們信服的故事敘述者其實得構造十二個不同的個性，每人四個。

那麼，當你由一個包括一個母親，一個死去的父親，六個麻煩的孩子的家庭開始，然後又加進一個闖入這個家庭並改變了他們中的每一個的陌生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在我看來這像是一個西西弗斯式的任務（注：指徒勞無功永無止境的努力。參見希臘神話西西弗斯的受罰故事），因為我得塑造出（或者至少暗示出）成打的個性，包括他們塑造出來應對他們死去的父親的，然後，清晰地展現出他們所有人怎樣在安德對他們的生命的影響下改變。

無論如何，這些當中的相當一部分，在實際寫下這本小說的新大綱之時必須克服。我當前的任務便是把諾婉華的孩子們清晰地區分開來，在讀者第一次麵對他們的時候。我坐在跟格裡格同住的房間裡，給每個孩子分配幾個能幫助讀者記住他們的直接的明顯的特征。噢，嗯，奧爾哈多是那個有金屬眼睛的；科尤拉是那個沉默許久然後語出駭人的；格雷戈是那個暴力的小家夥；金姆是個宗教狂；艾拉是疲憊的母親式的；米羅是長子，其他人眼裡的英雄。這些”鉤子”隻能完成介紹孩子們的工作——我還得在此基礎上深入得多地塑造他們——但找到了這些鉤子以後，我有了能讓我充滿信心地進行下去的計劃。

我的小說，終於，對我敞開了，我從星雲獎周末會回到家裡，在一個月裡寫完了整部小說，從頭到尾。正如我對我的寫作班學生們所說，一旦你找到了正確的開頭，結尾幾乎是自己自動寫出來的。

不過，還有個問題。不管一本小說計劃得多好——至少在我而言，我能寫出來之前它非得計劃得好好的不可——在寫作過程中總會有些你並未計劃到的東西冒出來。舉個例子，在我的造物者艾爾文係列小說當中，小佩吉和亞瑟·斯圖爾特這些人物在我的大綱裡麵根本沒有，但他們現在處於故事的核心。而在逝者言說人當中，珍這個人物也不在我製定的大綱當中。噢，是的，我給了他一個通過他耳朵裡的飾品的計算機鏈接，但我不知道那會是個人。珍的出現就是因為描寫她和安德之間的關係是那麼的有趣。她有助於讓他更生動活潑（他原本很容易變成一個沉悶乏味的成年人），而在此過程中她自己獲得了生命。在我完成逝者言說人的時候，珍已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並且第三部，異種滅絕的大部分內容都圍繞著她進行。

噢，是的。第三部。我本來從未計劃過寫第三部。實際上，我真的沒打算過寫第一部——言說人最初是想要寫成單本的。但就在我寫下言說人的最後幾章的時候，芭芭拉·波娃打電話來說她把安德三部曲賣給了一家英國出版社。

“安德三部曲？”我問道，“芭芭拉，隻有兩部啊。”

自然，她有點尷尬。當然她隨時可以回頭重新談判隻賣兩本。但首先，我能不能想一下，看看有沒有可能我可以補上我想要寫出來的第三個故事？

就在這時我清楚地知道了我想要寫的故事。它跟安德·維金或者任何逝者言說人當中的人物都無關。它倒是來自我職業早期的一個舊題材，一個當時在戴爾出版社的吉姆·弗倫克爾拒收了的，因為我那時作為一個作者，要把握如此困難的一個題材還不夠成熟。不過，解決了逝者言說人的問題之後，我感到我沒什麼不能克服的。自從我想到那個故事，那時它叫做菲洛子，已經很多年了，不過通過把安德·維金放進這個故事裡，我或許可以讓菲洛子它籍由他的出場跟言說人一樣起死回生。這可能嗎？當然，我也許會失敗，但為什麼不試試呢？

此外——下麵你們就要知道我真正卑鄙的地方啦——寫一個第三部書意味著我不必想出解決那兩條鬆散情節的辦法，我知道它們在言說人的結尾會懸而未決：那位蟲後怎麼樣了？星河議會派出的艦隊又怎麼樣了？

通過同意寫第三部，我可以把這些問題留給續集，因為我是個可恥的懶漢，我忙不迭地跳起來抓住這個機會。我跳得太快了——這完完全全就跟吉姆·弗倫克爾當年告訴我的那樣難寫，花了好些年才搞定——即使那時，它也是我所有的小說當中對話最多，最富於哲理的，遠勝同儕，當初菲洛子的大綱就是這麼要求的。在這些年裡第三部的標題變了，從安德的孩子們變成了異種滅絕，而且它還長成了兩部書，所以就連異種滅絕也沒有完結整個故事（不過下一本會完結的，我發誓！）

並且，就像之前的逝者言說人一樣，異種滅絕是我到那時為止寫過的最難寫的書。你看，一個故事敘述者的工作並不會隨著我們獲得更多的經驗而簡單起來，因為一旦我們學到怎麼做某件事，我們就不會為再做完全同樣的事情而激動——或者至少我們當中大多數不會。我們不斷想要找到些對我們而言太難講述的故事——然後讓我們自己學會如何講述它們。如果我們成功了，那麼也許我們可以寫出越來越好的書，或者至少是越來越有挑戰性的，或者，最少最少，我們不會對我們自己感到厭煩。

不過，有個危險在我每寫一的時候都會讓我有點害怕，我會不會超越自我太頻繁，想要寫出一個我，坦白地說，天分不足或者技巧不足以寫出來的故事？這是每個故事敘述者都麵對的兩難處境。失敗是痛苦的。但一個故事敘述者不再想要嘗試，那更加悲哀得多。

現在我恐怕我對你們說的關於逝者言說人是如何創作出來的事情已經比你們本來想要知道的還多了。一個作家的生活真的很煩人。我寫的故事裡人們去冒險，去尋覓，去改變世界。但說到我的生活，它主要的成分都是在家裡轉圈，在我不得不寫的時候寫作，隻要可以不寫的時候就打電腦遊戲或者看電視。我真實的生活是跟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們在一起；到教堂去，教我的星期日課堂；和我的家人和朋友們保持聯絡；還有每個父親的首要職責，關上整棟房裡的燈，嘟囔著我看起來是唯一在乎要關掉它們的人因為我是唯一得去換掉那些討厭的燈泡的人。我懷疑這些當中能有多少故事的成分。

但我希望在安德·維金，諾婉華，米羅，艾拉，人類，珍，蟲後，以及中的其他許多人的生活中，你可以找到值得記在腦海中，或許甚至值得銘刻於心的故事。這是比暢銷榜單，版稅協議聲明，獎項，或者評論更有價值的報償。因為在的一頁頁裡，你與我會一對一地見麵，我的思想和你的，而你會進入一個我所創造的世界，並在那裡居住，不是作為一個我控製下的人物，而是作為一個有著你自己的思想的人。如果你能夠，你也可以創造你自己的故事，按照你想要的樣子。我希望我的故事能足夠真實，足夠有彈性，好讓你能把它變成一個值得生活其中的世界。

奧森·斯科特·卡德

於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博羅

199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