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皇帝震怒，科舉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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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達覽畢，眉頭緊鎖，喟然歎道：“此事大矣！未料此番，非但揪出陸仲亨，竟還牽涉胡惟庸。”

徐達並未將此事語於朱棣，彼時朱棣正忙於出關肆意行事，亦將此事拋諸腦後。

徐達即遣心腹，攜所錄諸事，馳回應天，呈與二虎將軍。

二虎得此記錄文書，不敢耽擱，即刻奏呈於朱元璋禦前。

朱元璋閱罷，怒發衝冠，喝道：“胡惟庸等貪墨錢財，咱尚可容情。豈料竟敢覬覦軍隊，其心可誅！”

邊關駐軍竟與朝臣勾連，此非謀反之意何解！

胡惟庸這廝，實乃膽大包天！手握權柄猶不知足，竟妄圖將手探入軍中。

朱元璋怒極，然旋即強按怒火，暗自思忖：此事重大，若倉促行事，恐打草驚蛇。

遂決意暫且忍耐，然心下已決，當加速收網，將此等逆臣一網打儘。

遂召二虎近前，低聲囑道：“此事切勿聲張，暗中加緊探查，務要將其黨羽行徑儘皆掌握，待咱令下，一舉破之。”

二虎聞令，拱手稱喏，旋即躬身退下。

山西之地，陸仲亨聞布政使欲開煤礦，心下念及：此乃獲利良機，焉能錯過？

陸仲亨知遼東之處，蜂窩煤、煤炭諸般產品頗為緊俏。雖其價低廉，然銷路頗廣，以薄利而多銷，積少成多，終聚巨財。

且山西煤礦儲量豐沛，於陸仲亨而言，恰似一座無儘寶藏。

華克勤雖居布政使之位，然山西諸多煤礦，多為士紳豪族所控。

華克勤身為布政使，欲開煤礦，以興晉地之利，然處境維艱。

山西煤礦，多為士紳豪族盤踞。

彼等恃其財勢，世代相承，根基深厚。

華克勤政令雖出，然士紳豪族陽奉陰違，或以祖業為由，拒不相讓；或暗通關節，從中作梗。

欲強行征之，則恐激起民變，擾亂地方；若聽之任之，又難遂開礦之願，於地方民生、朝廷賦稅皆無增益。

且開礦諸事，需人力、物力、財力甚巨，協調各方，阻力重重，實令華克勤進退維穀，一籌莫展。

華克勤此時，頗羨遼東。遼東為特區，獨擁政策法規之定權，礦藏諸般資源，皆屬官府。

常孤雛久執打壓士紳豪族之策，眾人畏憚，無人敢橫加掣肘。相較之下，晉地諸事，步履維艱，實令華克勤徒歎奈何。

華克勤非無威逼士紳豪族之法，然其性守正，素循規矩，心惡此等行事，故不欲為之。

然陸仲亨非良善之輩，使韓建脅逼士紳豪族，令其獻出礦山。

若有不從，自有諸般禍事臨頭。或構陷以遭北元劫掠之名，或假盜匪入室搶劫、殺人越貨之由，使其苦不堪言。

陸仲亨行此卑劣之法，韓建秉承其意，四處威逼。

士紳豪族，懼於淫威，多有屈從。

未幾，陸仲亨竟得諸多礦山。

自此，其於晉地礦業，漸握重權，肆意謀利，行徑愈發張狂無忌。

至於煤礦開采與加工之術，華克勤已遣人往遼東學藝，待其學成歸來，便可施行。

華克勤欲以煤礦興山西，若陸仲亨肯稍予微利，哪怕僅從指縫間漏出些許，華克勤為興晉事，亦不愁不應允。

應天府內，劉伯溫、宋濂等一眾大儒齊聚，共商擬定科舉考卷之事。

遼東之地，常孤雛於係統商城兌得科舉考試綱要，經整合而成《三年科舉五年刷題》。

遼東諸學子，自此日夜刷題不輟。彼輩於科舉，雖非皆全心投入，然亦有欲入仕為官者。

非為貪慕官爵，實念大明他處，亦當傳布遼東政略，俾四方百姓皆得享安樂之境。

遼東學子，覺悟頗高，為百姓效力之心，已深植於骨血。

山東曲阜孔氏，聞遼東學子秉燭夜讀、臨考抱佛腳，不禁哄然大笑。

科舉所考，乃儒家經典。遼東與孔家交惡，無儒林碩儒前往傳道授業，此番科舉，遼東眾人必敗無疑！

且遼東之新學，棄祖忘本，狂悖無道，實乃荒謬至極！

曲阜孔家，素以儒家正統自恃，堅以為儒家學子，當專習儒家經典。於彼而言，儒家經典乃聖人之言，載道傳世，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本。

至於算學、農學之術，孔家視其為旁門左道。

算學雖有計數之用，然於大道之宏旨無補；農學雖關乎民生，然非士子修身進德之要途。

孔家秉持古訓，以為儒家子弟，當誌於道，遊於藝，所遊之藝，亦當以禮、樂、射、禦、書為本，而非沉溺於算學、農學此類技藝之末流。

蓋孔家堅信，唯深研儒家經典，方能體悟聖人之道，以正心誠意，致君堯舜，而算學、農學等，不過是役於器物之術，豈可為儒家學子所重，以免淆亂正道，誤入歧途。

曲阜孔家，篤信儒學於治國理政，至關重要且不可或缺。其以為，儒學乃聖人所傳之道，內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至理。

於治國一端，儒學首重“仁政”。君王以仁為本，待民如子，輕徭薄賦，使百姓安居樂業，此為邦國穩固之基。如《論語》雲：“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以道德為引領，君主率先垂範，上行下效，則民風歸正，天下鹹服。

再者，儒學倡“禮”。禮者，規範社會秩序之綱紀。從朝堂之儀至民間之俗，皆以禮為準則，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彆，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上下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社會方能井然有序，無悖逆之亂象。

且儒學育人以“義”。為官者懷忠義之心，謀國之利，不圖私利，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此，朝堂之上，賢能輩出，同心輔弼，國家昌盛可期。

孔家堅信，若無儒學之指引，治國便如無舵之舟，失其方向；民眾亦如散沙，無所歸依。故儒學於治國，實乃重中之重，須臾不可離也。

或言儒學於治國，亦存弊端。其一，儒學重古崇聖，多泥古製。治國之道，貴乎因時製宜，然儒者常執守舊章，遇新變而難通融。如變革之際，動輒以祖宗之法、聖人之言相阻，致新政推行維艱，錯失革新圖強之機。

其二，其禮教森嚴，等級分明。雖能維一時之序，然久則易抑民之性靈。下者因禮之桎梏，言行舉止皆受拘限，才情難展；上者或恃禮而驕，疏離民眾，上下隔閡，不利民情上達，易生壅蔽之患。

其三，儒學尚德治而輕法治。以德化民，固為美事，然人性複雜，非皆能自律於德。僅賴德治，遇奸佞之徒、不法之輩，則懲治無力，致國法威嚴不彰，社會治安難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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